Google创始人Larry Page送出4亿美元“慈善大礼包”，看他如何避税和转移财富？

每年的这段时间，Google创始人之一的Larry Page都要进行一大笔慈善捐赠。2015年，Larry Page的基金会慷慨解囊，送出了9400万美元的慈善大礼包。2016年同期，他们捐出了1.29亿美元。2017年，他们更将捐赠力度几乎提升一倍，给出了1.8亿美元。

表面上看来，这一系列的善举记录已经足以让世界第七大富豪Larry Page戴上美国最大慈善家之一的光环，遗憾的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而美好。

Vox刊文指出，在堆积如山的税务文件之下，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Larry Page以自己过世父亲来命名的慈善基金会Carl Victor Page Memorial Foundation所捐出的这4亿美元，没有一分钱直接流向了慈善事业。这些大礼包会在圣诞节期间派出，与其说是因为节日气氛，还不如说是因为年底将至，有些见不得光的操作再不进行就来不及了。

具体来说，Larry Page其实是每年都在耍弄一样的慈善花招。根据相关法规，私人基金会每年都必须至少用掉自己5%的资产，这样的规则是为了确保这些实质上得到纳税人补贴的慈善机构确实参与到了慈善事业当中。

不过，Larry Page名下基金会近年来的这些年底撞线捐赠，实质上只是将大量捐款转入其他独立的慈善账户——捐赠人建议基金（DAF），而对于后者，Larry Page同样拥有一定的控制权。从技术层面看，基金会完成了捐款，满足了5%的门槛，但是现实层面，这些钱却是无限期地存置在DAF当中，没有人能够强迫其流向真正需要的非盈利机构。

Carl Victor Page Memorial Foundation之所以需要向DAF做这种大笔捐赠，正是因为基金会并没有真正向传统的慈善事业投入多少。比如，目前能够获取到完整税务文件的最近一年，即2017年当中，基金会向美国癌症协会捐款1000万美元，向中左翼公益组织New Venture Fund捐款近10万美元，以及捐出近80万美元用于为奥克兰地区的学生免费注射流感疫苗。除了这三笔捐赠还有点真正慈善的意思外，他们的其他捐款全部流入了DAF，显然，后者只是为了满足30亿美元资产对应的5%的要求额度而已。

于是乎，2017年12月，眼看着再不达成5%的目标，就要被迫缴纳额度不菲的税款了，Larry Page的基金会迅速向全国慈善信托（National Philanthropic Trust）捐出1亿美元，向嘉信慈善（Schwab Charitable）捐出8000万美元，这两者都是为客户管理DAF的业界巨头。技术层面来说，Larry Page从此失去了这些钱的控制权，而只能“提出建议”。不过，显然，他面前的麻烦消失了。总之，Larry Page基金会当年捐出的所谓善款，99.5%都流向了DAF，而非慈善事业。

身家650亿美元的Larry Page选择这样安排，也许真的只是因为他性格恬淡，不愿意自己的善举被过度曝光——他也许每年都真的在通过这些DAF悄悄做出实打实的慈善捐赠。问题在于，Larry Page的DAF都做了什么，外间是真的无从得知，因为后者并没有相应的强制曝光规则。目前只能说，即便DAF没有做多少捐赠，Larry Page也不大可能重新将这些钱重新拿回自己的口袋了。

在过去十五年间，Larry Page向自己的基金会先后捐出了当时价格超过20亿美元的资产，主要是Google（Alphabet）的股票。不过，与此同时，Carl Victor Page Memorial Foundation的捐款，96%都流向了DAF，而不是慈善机构。

在这个贫富不均引起越来越高重视的时代，像这样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让人难以接受了。面对资本主义体系滋生出的种种问题，总有人天真地以为，靠着亿万富翁的善心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现实往往都与美好的愿望南辕北辙。

虽然Vox一再联络Larry Page家族办公室和基金会的代表，要求他们发表评论，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DAF在硅谷爆炸性崛起

Larry Page利用DAF，这与其说是个案，还不如说是一种大趋势的明显例证，事实是，DAF已经成为硅谷富豪们当中的一种风尚。这些基金将大量资金吸收到一个活期账户当中，从理论上说来，账户里的钱会逐渐花掉，近年来正日益受到富人们的欢迎，过去十年间的成长速度达到了三位数，成为了一种新的资金储存工具，同时也成为了新的争议对象。

一谈起慈善的话题，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传统的基金会，比如福特基金会或者盖茨夫妇基金会等，事实上，也仅有这些基金会是适用5%规则的（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这门槛设得太低）。

可是，硅谷巨头们，比如Tesla的Elon Musk等人却发现了一个“好办法”——从基金会向DAF捐款，满足这5%的要求，至于DAF里面的钱什么时候花掉，那就没有人能够强制了。

“这简直就是对基金会监管框架的无情嘲讽。”非营利事业顾问康托尔（Al Cantor）直言不讳，“在我看来，几乎每一笔类似的捐赠都是因为到了最后时刻，才想起5%的要求尚未满足，便急急忙忙把钱投入DAF，或者，他们干脆就是有意规避公众监督。显然，这两个理由都很不正当。这也许并不违法，但是显然不合乎情理。”

事实确实如此，基金会选择DAF为捐赠对象是完全合法合规的。代表慈善事业的行业组织和律师们也承认，这种事情在有充分理由的时候还是可以偶一为之的。

国税局也已经在进行新的监管架构研究，试图规范这种财富转移了。DAF的支持者称，这种捐赠在很多情况下都确实是有意义的——比如，一位捐赠者打算将资金捐给一家目前出了问题的慈善机构，但是希望在他们改进自己的表现之后再真正把钱给他们；比如，一位捐赠者希望得到DAF提供商专业资产管理能力的帮助；比如，一家基金会希望向某个有争议的海外组织捐款，但是又不希望自己本身处于风险之下；比如，某些慈善捐赠目标超出了基金会规定的用途或者地理界线；比如，这可以帮助将来自多个基金会的善款予以统合使用。

行业组织Community Foundation Public Awareness Initiative在递交国税局的文件当中写道：“作为慈善事业的领导者，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一家私人基金会向DAF的捐款满足了全部或者大部分实质性要求，而接下来DAF却无所作为，或者是不能进行有规律地资金分配，这就构成了对公众信任的滥用，形成了一个必须堵上的漏洞。”不过，他们又补充道：“一些DAF批评者的论说实质上就等于宣称，只要一家私人基金会通过捐款给DAF满足了要求，这一做法就肯定是可疑的，甚至是不法的，对于这样的先入为主，我们难以苟同。”

批评家们指出，即便这种做法合法，也是对5%法条的嘲讽和亵渎。这原则是1969年确立的，旨在防止亿万富翁们将财富隐藏在税务系统之外。在Larry Page这样的极端例子当中，他的动机尤其值得怀疑。

现在，许多亿万富翁都同时拥有基金会和DAF，这往往也是他们顾问的意见，后者称，同时拥有多种工具更有助于他们完成自己的慈善梦想。两者都有各自的优势：基金会可以传给家族的后代，可以由自己亲手去选定的董事会控制，而DAF则允许捐赠者在指定用途的同时绕开各种麻烦的税务表格，同时也不必去操心那5%的问题。

经手人负罪感与日俱增

一位熟识很多硅谷亿万富翁的知情人士称，这些富翁家族办公室的员工当中，对从基金会向DAF捐款，避开真正慈善捐赠做法的负罪感也与日俱增。他们私下里都说，必须采取某种措施了。

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些替代性选择。比如，波士顿重量级慈善机构Barr Foundation也曾经长期在投资回报超出预期的年头利用12月的DAF捐赠来满足5%要求，但是2014年卡纳莱斯（Jim Canales）接掌基金会之后，彻底终结了这种做法。

“这种实践让我很不舒服，最主要的是，这违背了我们关于透明度的承诺。”卡纳莱斯解释道，“这种实践显然并不符合我们的原则。”

没有了Barr Foundation源源不断的注资，相应的DAF几年后彻底耗尽了所有资金，正式关张了。基金会的做法是找到了一系列新的慈善项目，作为出现超预算的利润后的新增捐赠去处。

一些基金会还开发了其他策略，来应对意外的好年景时年底资金的“溢出”问题。某家重量级科技基金会的前员工介绍说，基金会有时候会因此大幅提升一些计划好的善款的额度，这样来满足5%要求才是正当的。

不过，这些本质上说来都是在基金会预算编制出现误差后的修修补补，而Larry Page等亿万富翁利用DAF，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Larry Page的慈善之谜

其实，类似Larry Page这样的“慈善狂欢”其实也不是很常见。《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对4000家基金会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只有11家将超过90%的捐款投入到了DAF提供商那里。只不过，那些真的将几乎所有钱都投入DAF的基金会加起来，规模也已经非常可观了。《慈善纪事报》的粗略调查发现，即便是“保守估计”之下，行业顶尖的DAF提供商们过去三年也总计从这种私人基金会那里得到了7.37亿美元。

也许，Larry Page就是这一漏洞的全美头号利用者。

记录显示，过去十年里，Carl Victor Page Memorial Foundation总计向三家DAF提供商全国慈善信托、嘉信慈善和先锋慈善（Vanguard Charitable）捐出了至少5.7亿美元，其中超过4亿美元都来自目前可获记录的最近三年。

现有监管架构下，个人DAF账户无需披露捐出了多少善款，以及善款的具体去向，这也就意味着资金进入DAF之后，Larry Page是否有进一步的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外间都只能靠猜。技术层面来说，DAF完全可以让资金永远静置在账户里，至少也可以到Larry Page离世。

Vox请公益律师钱尼（Ed Chaney）和非营利会计学教授米滕多夫（Brian Mittendorf）帮助研究了Larry Page基金会的报税文件。钱尼认为，基金会的捐赠历史“非常古怪”、“非常与众不同”，米滕多夫的评价则是“狂乱”和“非常极端化”。

“尽管人们可能对资金从基金会到DAF的这种转移多少有所担心，但是整体而言，大家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可能，也可以发生的事情。可是，具体到这个案子，事情就绝不是那么简单了。”米滕多夫表示，“这是我迄今为止所接触到的最触目惊心的一个例子。”

两人都表示，在他们看来，Larry Page基金会的这些行为并不像是年底时才突然发现多赚了钱，于是不得不急忙安排的权宜之计，相反，更像是蓄意为之的一种既定策略。

钱尼表示，他最善意的推测也只能是，基金也许是想把各种相关工作外包被DAF提供商，如果DAF接下来真去做了实实在在的捐赠，那么Larry Page“就算不上蓄意为满足最低派款额度而耍手腕”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算得上在透明度规则方面耍了手腕”。

在真正的全球大慈善家群像当中，Larry Page的形象一直是晦暗不清的。虽然在Google.org 等公司层面的慈善运作当中发挥了作用，但是Larry Page——某种程度和上也可以包括另外一位创始人布林（Sergey Brin）——在私人慈善方面一直似乎都没有多大作为。这两人合计起来坐拥1300亿美元的财富，成为公众人物也超过二十年了，但是不管外间关于他们的财富和权力的争论到底有多激烈，他们似乎都不会做出一点反应。

比如，Carl Victor Page Memorial Foundation甚至没有自己的网站，也不公开自己的管理层都是谁，只是按照法规要求发布每年的报税文件而已。

Larry Page自己对慈善事业到底是怎样的看法？在这方面，一个非常罕见，但是意味深长的例子发生在2015年。Larry Page并未加入盖茨和巴菲特等人发起的《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他解释说，如果非要捐赠的话，他宁可将自己的财富交给Elon Musk，因为和交给慈善机构相比，这样才会为世界带来更大的好处。

“如果我今天出门就被大巴车撞了。我会将一切都留给Elon Musk。”值得一提的是，Elon Musk是硅谷另外一个著名的从基金会将财富转移到DAF的操作者，只是规模还不能和Larry Page同日而语。

根据章程，Larry Page投入自己基金会的20亿美元捐款潜在用途无所不包，从对抗埃博拉病毒都支持克林顿基金会都在其列。专家们也说不清，如果Larry Page真的是打算囤着这些资金，他为什么当初还要创建基金会，而不是直接交给DAF，但是众所周知的一点是，基金会创建于2000年代早期，那时候DAF还远没有今天这么普及。

虽然Larry Page每年12月都会不断将大量资金从自己的基金会转到DAF，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会向基金会的保险柜里持续注入新的财富，比如2016年就注资4.5亿美元，这就说明，他可能确实是有某种计划的。（Larry Page自己直接向DAF注入了多少资金不得而知，外间只能看到通过基金会进行的部分。）本月，Larry Page正式宣布将彻底退出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日常运营，退休后的他也不过只有46岁，也许，未来的日子里，他真的会更加严肃地投身慈善事业也未可知。

其实，在很多科技富豪当中，该如何使用和分配自己的财富都是一个很常见的，同时也很棘手的挑战。报税文件称，Larry Page平均每周只能向基金会的工作投入一刻钟的时间。现在，至少他已经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来关注基金会了。

只不过，他是否真正有意愿这么做，而且是否能够做到透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